1996年,我當選了「台灣廚具文化發展促進會」的第一任理事長時,我的理監事同仁要贈送我一塊匾額,匾額上的四個大字要我自己挑選;我那時回想在南北奔走籌組促進會時,面對很多同業不同的期許和鼓勵,心知當選是重大責任的開始,我思索再三後選了「任重道遠」四個字刻在匾額上。

2004年,我又當選「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的首任理事長,理監事同仁又要贈送我匾額,四個刻字又要我自己挑,我鑑於由促進會籌組當初的宗旨無非為「台灣廚具」找出版單位,加上為全國業者聯誼,架設一個平台。而「全國聯合會」的成立,卻可以結合全國產、官、學界的所有資源,為廚具業的今天和明天,形塑一個較好的環境和出路,想到要做的事多且重;於是我又選了「任重道遠」為匾額上那四個字。我體認到這將會是一條漫長卻可能又是孤獨的道路。

就任後五天,我坐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資助企業E化和網路架設審查委員面前,這些委員都是台大、政大、清大商學院的教授,我向委員們闡釋廚具業為什麼要E化,為什麼有必要架設網站,並且可能做到線上交易,在網路上銷售廚具,委員們經過了一個多禮拜的斟酌,決定撥給我們一百五十萬,為全國100家業者建置網站,並設有交易平台,為廚具在線上交易踏出比較艱難的第一步。

我一生中會用盡心力去挑戰不熟悉的領域,一直會用今天的我去突破昨天以前的自己。「全國聯合會」的成立,既然距離「促進會」時期已經那麼多年,我當然要求自己有一個全新的思維,一個全新的作為。廚具業的第一代努力了三、四十年之後,如今已經有許多第二代接手經營或正等待接班再走三、四十年;那麼如何去營造一個未來的良好經營環境,成為我們這一代在交班之前應細加思索的課題。我們都知道,台灣地處海島,必須拓展海外市場;在IT產業之前,台灣便是靠傳統的中小企業在全世界各地開疆闢土,而開創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廚具業可以走出國門,走進國際市場嗎?答案是肯定的,只是我們要具備「創新」的能力,於是政府和學術界註定要成為我們尋求支援的最佳對象。

大家都知道要「創新」,我們以前大都學習德國、義大利,我們要在國外市場與上述二個國家競爭,一定要有我們的特色,而這個特色的產出便是「創新」的結果。中研院林毓生教授曾經說過:「創造力的源頭來自於不能明說的,從文化與教育的背景中潛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識」。創新必須具備充份足夠的創造力,而創造力不能沒有文化與教育的支援。

我們在十年前為了我們的行業辦了刊物,這當然是文化活動,「文化」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也常在我們的交談中出現,但我們要如何傳神來定義「文化」這兩個字呢?不管說:「文化是一群人的生活共同經驗」或者說:「文化是生活的方式透過生活的細節所展現出來的特質。」這兩種說法皆是世俗的,我們自己檢視我們自己,或是由業外的普羅大眾用世俗的眼光看我們。而其實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超然的文化工作者,學識研究者對於我們這個行業的關心和論述。也就是除了「內部文化」以自我約束或砥勵外,我們還需要「外部文化」的鞭策和指引,甚至為我們仗義代言。大陸作家余秋雨先生曾研究過山西商人曾經在清朝康熙年間商業版圖幾乎縱橫半個中國以上,卻由於缺乏內部、外部文化力量的支撐,同行間由於惡性的競爭加上兵災、天災的摧殘,終讓一切輝煌化成灰燼,現在的山西已成為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文化之重要可見一斑。

目前台灣的教育政策與制度,表象是高等教育普及了,大學畢業生比沒上大學的要多,但經深入調查卻發現學歷提高了,專業或人文素養卻下降了。於是進入職場的學子普遍發生能力不足或社會化速度太慢,「在職教育」成為不得不做的重要大事。但我們廚具業普遍企業規模都不夠健全,「公會」義不容辭的要擔負起這個「重責大任」,而當今的政府也已體認到「高科技產業」不但趨向微利,而且也即將「傳統化」,所以對於既有的民生傳統產業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由勞委會支助「公會」辦理在職訓練,也要求各大學相關系所盡力合作,務使台灣的勞動力成為台灣產業的強項,提升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根據歷史的證據顯示,文明的走向是由少數人決定的,也等於說文化的形成,不論好或壞也是由少數人形成的。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前,佛羅倫斯的貴族「梅迪奇」家族,對於當時的藝術家「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推崇禮遇備至,由於「梅迪奇」家族當年頗受佛羅倫斯市民之愛戴,市民因為愛烏及屋也就十分尊敬二位藝術家,沒想到如此風起雲湧而引發了影響人類生活幾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引自余秋雨「借我一生」)先賢曾國藩也說:「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我在北科大的課堂上曾勉勵上課的同學,辦教育訓練的目的,便是訓練其中的學員能有朝一日成為廚具業的「一、二人」,則廚具業有望矣!

「台灣廚具」1997年在我手裡創刊,之後要感謝我的繼任者能努力將它繼續出刊,讓我在2006年再度接手。很幸運我們選擇了一個「美」的行業,使得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刊物除了辦得很有可看性外,還能呈現美麗的版面令人愉悅。